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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想起 1981 年的夏天，它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当地时间10月18日上午，杨振宁的好友、83岁的吴永石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时，他已经听到了杨振宁去世的消息，声音中难掩悲伤。吴永石现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特聘教授、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名誉教授。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从事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研究。 1981年，杨振宁邀请吴永石访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那里，吴永石第一次接触到有关量子厅效应器的实验文章。在他理解所有理论之前，他决定做一个从物理物理学理论到凝聚态物质理论的学术转变。吴永石 摄/采访者提供 “杨先生告诉我，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后续可能会有重大进展。”吴永石回忆说，年轻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蕴含着什么观点。 《开门见山》《中国新闻周刊》：您和杨振宁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他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吴永石：我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六年制本科，后来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我比很多同时期的本科同学幸运，因为物理在北京，我听到了杨老师的报告。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72年，那是他第二次访华。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回中国是在1971年，能来听他报告的只有“大人物”。那时我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习研究员，很想念他。第二年，杨先生在北京大学做了两次公开学术报告，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以获得门票参加。当时回国的科学家的报道还很少，穆阳先生的名字就在我的名单上。杨先生的这两篇报道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物理学的物理理论方面，杨先生谈到了规范场理论，又称杨-米尔斯理论，当时该理论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另一篇是《一维多体可积模型的严格解》的报告，其中主要的就是著名的Yang-Baxter方程。这一理论框架后来扩展到全代数、拓扑等多个领域，是杨先生享誉世界的成就之一元素。很快，物理所的年轻人开始自愿学习杨振宁先生的规范场理论，这是当时走廊里谈论最多的话题。那些年，杨先生每年至少回国一次，我也有幸在北京参加了很多学术活动。除了学术报告外，杨先生还举办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中，我会汇报自己的研究和经历，逐渐熟悉了杨先生。杨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真诚。作为学生，我们一开始很矜持，但杨老师的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个包袱。他总是出人意料地能够找出问题的本质，与他讨论如沐春风。他在商业和学术方法方面都是年轻人的榜样。 2018年9月15日晚，“2018求是奖颁奖典礼”主持人由香港求是基金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办的论坛在合肥举行。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杨振宁出席颁奖典礼。中新网记者 韩素媛 摄 《中国新闻周刊》：姚振宁并没有直接成为你的导师。他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吴永石：杨先生是我名副其实的学术导师，与导师无异。他1972年的两篇报告基本上锚定了我后来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理论粒子物理和物理物理。在杨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37篇中文学术论文。这些物理学理论物理方面的成就很快引起了杨先生的注意。 1980年夏天，他邀请我参观他位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我很高兴。那时e、我刚从物理研究所调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次年1月，在石溪大学的支持下，我在那里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在我的学习访问期间，我参加了杨老师举办的小型研讨班，并尝试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物理物理学。不幸的是，我没有及时准备好，没能完成杨老师给我的问题。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让我决定做物理物理学的事情。有一天，杨老师直接给了我一篇最近物理物质物理领域的实验文章。作者是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在小说中发现了一种现象，叫做“量子霍尔效应”。杨老师告诉我，这个课题将来会非常重要，并让我关注相关研究的进展。 1982年，杨先生推荐我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粗心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没有为他赢得诺贝尔奖。在那里工作一年后，在杨老师的推荐下，我接受了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组的邀请，去那里做博士后工作。最初，我想进一步开发基于规范场的标准粒子物理模型，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强大的理论团队正在研究量子霍尔效应。杨老师支持我对凝聚态物理和拓扑学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领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与课题组合作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果没有杨先生的指导和鼓励，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984年，我凭借这些作品被美国犹他大学录取。 《中国新闻周刊》：在工作和生活中，杨振宁的哪些话最重要直到你记忆犹新？吴永石：杨先生说：“凡是基本的东西都是重要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始终鼓励年轻学者研究最根本的科学问题。至于如何发现“主要问题”，杨先生也做出了表率。形容他的英语最好的词是“sharp”，而中文应该是“一针见血”。他的讲话通常没有任何伏笔，直入主题。这让我想起他劝我不要考研的时候。事情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迫于家庭压力，我想出国读研究生。教学先生杨说，仅仅为了学历，不值得。他说：“现在是你拿出最好工作成果的时候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度相当严格，你不能光靠论文毕业，你必须上课、参加考试，这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很多能量。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物理研究上。”很多时候，他不仅指出你的问题，还为你想解决方案。另外，杨老师的工作与实验紧密结合。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比较注重理论研究，实验文章读得不多，看不懂。但是当杨老师让我了解量子厅的效果时，他给我看了ek实验文章。当时，相关理论已经有了。 尚未开发。他总是说，要在头脑中形成物理形象，从实验发展中汲取理论灵感，发现根本问题。当我在研究二维系统的大厅体积和编织统计的影响时，我遵循了这个想法。当地时间1957年12月11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后 李政道（左）与C杨母宁（中）领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右）鼓掌致意。图/视觉中国的“保守革命龙” 《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的老朋友、英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99年的一次演讲中将杨振宁形容为“保守革命龙”，您对此分析有何看法？吴永石：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也很有趣。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很多人不理解“保守”的含义。保守主义强调“不偏激”和“清醒”。 “革命”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析。革命是要丢掉旧的东西，但很难不激烈，因为你必须承认并选择接受旧的东西。在西方文化中，“保守派革命者”是革命成功可能性最高的类型。这里的“保守”是一种恭维，而不是批评。如果仅称其为“革命者”，那么杨先生的历史地位地位就会低一些。变得激烈很容易，但最难的是保持分寸感。杨先生的保守性体现在他对科学发展大势的把握上。 20世纪80年代，杨先生创造了关于高能物理发展的一句名言——“派对结束了”。对于这一说法，学术界争论不休，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所有高能物理发现的大部分理论都起源于1980年之前。实验常常带来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戴森还指出，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保罗·狄拉克之后的20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大师，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何能与这两位高手并肩？吴永石：人们从古希腊的宏观物理学时代到分子物理学时代，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以及19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原子时代。量子力学在 20 年代中后期形成。此后，发现了中子和基本粒子。儿童时代开始了。到20世纪70年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完成时，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人类对万物尺寸的认识再次跃升到微观水平十亿倍。这种快速跨越的实现，离不开杨先生的场论。杨先生在物理学方面也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要列出那些作品不是最好作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上可能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爱因斯坦，他因发现光电效应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既没有发现狭义相对论，也没有发现广义相对论。另一个人就是杨先生。规范场理论的历史地位值得更多关注。 2010年起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兼职场论与粒子物理中心主任。 2012年，我邀请杨先生做报告。我在演讲中提到，杨先生是一位科学家级的科学家。世纪级别是什么？从物理学发展史来看，杨先生作为20世纪下半叶新物理学的首席代表，可以与爱因斯坦、狄拉克并肩。他们三人的作品犹如“异军突起”、“神来之笔”。不仅是戴森，很多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中国新闻周刊》：有声音说，杨振宁死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你怎么认为？吴永石：20世纪前30年，相对论、量子力学出现，物理学突飞猛进。杨先生称那段时期为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从此，物理学进入了“白银时代”：以杨振宁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大师展现了他们的神奇力量并应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原理探索许多未知的物理学领域，迅速扩大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凝聚态多体系统研究催生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激光、超导等新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 “白银时代”扩展到哪里？ 20 世纪 70 年代末、90 年代末还是更晚？舆论似乎还没有什么。也许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头看会更清楚。我相信，作为一位标志性人物，杨先生的去世或许代表着物理学“白银时代”的结束。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物理学可能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事实证明，杨先生对凝聚态物理的重视是非常超前的。 20世纪80年代，当国内凝聚态物理研究条件还很困难时，杨先生就看好这个领域。无线网络随着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成功，物理物质物理学中开始出现新的、更重要的基本问题。如今，凝聚态物理学已成为国际物理学界公认的主要分支，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研究人员数量都超过了粒子物理学。杨先生一直主张青年学者“不如加入一个新领域，与这个领域一起成长”。他和小物理学、高能物理、我和凝聚态物理、量子霍尔效应也是如此。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这句话依然提醒着年轻人人生的选择。记者：卓友编辑：杜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